“老李，这么多急件，再拖下去可就误事了！”——1971年10月初的深夜，叶剑英把一叠电报往桌上一放三亚股票配资，语气里掺着几分无奈。彼时，他刚刚奉命主持总参谋部，不过一周，便已深刻体会到人手短缺的焦躁。林彪事件余波犹在，各类指令、调整、善后工作铺天盖地，他需要一个能接得住球的人。李达闻言只是笑笑：“叶帅，成都军区有位老参谋，叫何正文，你若点头，我这就去把他请来。”
一年前，何正文还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。工农出身，打仗、教学、参谋工作全干过，二野里流行一句话：“难题扔给老何，十天准见分晓。”李达正是看中了这股子能耐。叶帅略一沉吟，点头：“行，就他。”事情便这么定下，干脆利落，没有任何繁琐程序，这在非常时期并不多见。
11月中旬，何正文抵京。还没进机关，叶帅先把人叫到家里吃顿家常饭。席间没多少客套，叶帅直问：“总参现在缺的是执行力，你能扛得住吗？”何正文放下筷子，“命令下到我这儿就只有一个字——办！”没有华丽辞藻，却让在座的参谋年轻人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：这位矮个子老同志不好糊弄。
到岗第二天，何正文就把总参机关里所有文件流转路径画出流程图，红蓝铅笔混用，箭头密密麻麻，谁耽误一分钟，一目了然。一周后，他主持的第一次军情简报只用了二十分钟结束，叶帅起身拍拍他的肩：“这节奏我喜欢。”总参那些习惯“慢火炖汤”的老科长，终于发现日子变了。
时间晃到1974年冬。中央任命何正文为副总参谋长，协助李达分管军训和外事。那会儿各大军区自办教导队，动作不一。新条令正在修，可不能停训等文件。李达提出“先集训军一级教导队长，再回去带队”，何正文当场应声。11月5日，来自七大军区的百余名教导队长齐聚北京西郊操场，寒风刮面，何正文披着大衣站在队前：“不训练，打不赢；谁怕冷，立刻退出。”没人动，他笑了笑，“那就开干。”一个月后，三总部总结会上，徐立清说：这股训练风，吹醒了一批人。
真正让何正文绷紧神经的，是80年代初的百万大裁军。作为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，他要在11个大军区里“动刀子”。难点之一就是成都与昆明并区。成都是老东家，熟人多，电话不断。何正文的做法简单：所有口头意见一律搁置，数据、地图、机动时间、后勤容量说话。最后的建议是保留成都、撤销昆明。文件上报前，他自嘲：“要挨骂就挨个痛快。”结果军委通过的就是这版。态度赢了情面。
裁军只是开始。接下来是《兵役法》修改、战时动员体制设计、预备役部队构建。何正文的工作方式依旧：跑部队、跑工厂、跑地方政府，问题写成清单，一项项“拉弦”解决。有人统计，他在1982年到1984年间，下基层天数超过200天，飞机、火车硬座加在一起的里程可绕地球一圈半。
1985年春，新的总参领导班子公布。68岁的何正文主动请退，把位子让给比他小整二十岁的何其宗，并顺手把自己用了九年的秘书“捎”给后任。他说：“人走，经验别走。”传闻到处有空缺的上将军衔与他擦肩而过，他只一句：“够用了。”多年后有人拿这段往事与他聊，他摆摆手：“战友们很多连名字都留不下，我已经拿到最好的回报——还站在这里。”
环顾那十几年的总参档案，不难发现：叶帅当年深夜的那声“误事不得”，确实因为一个“老何”而慢慢消散。僵硬的文件流程被改成精确的秒表；散乱的教导队，被拉回同一个节拍；规模空前的体制改革，也因为一份“不徇私情”的方案渡过暗礁。不得不说，李达那次“点将”，堪称妙手。
至于何正文本人，他用淡如水的态度回应了军功、军衔、待遇这些常被热议的话题，却让后来人一次次回头寻找他留下的工作痕迹。那份清晰的流程图，如今已黄，却仍保存在总参档案室——图纸边缘有一句他写给自己也写给后辈的批注：办事情，先想打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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